经济日报:国企做强做优做大靠改革

       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,归根结底要靠改革。随着新一轮国企改革锦标赛鸣哨起跑,如何跨过挡在改革前的董事会制度形改神不改、国企分类不明等门槛,成为改革能否提速的关键。此外,还要进一步提振民资信心,调动国企参与改革的积极性。真正让国企打开大门,让民资走进来——

       近来,国资国企领域改革利好频出。中轻集团和中国保利、中国核电和中国核建合并重组蓄势待发,中国神华大比例分红,“国家级”基金入股中国国航,中国五矿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方案有望获得批复。多省市纷纷制定2017年相关改革细化方案和试点计划,不少省份明确路线图时间表。

       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,归根结底要靠改革。今年国企改革将从哪里突破?如何改善国企的经营效率?从国资国企和各地改革步伐看,新一轮国企改革锦标赛已经“鸣哨”,成果究竟如何让人期待。

       公司制改革将迎收官之日

       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日前表示,2017年要深入推进公司制股份制,积极探索集团层面股权多元化改革,全面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,支持中央企业间、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间交叉持股,大力推进改制上市工作。

       据了解,目前中央企业子企业公司制改制面超过92%,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到68%。董事会建设进一步深化,建设规范董事会的中央企业达到85家,外部董事人才库增加到389人,专职外部董事增加到26人。

       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,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早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就被首次提出。本次国资委表态,意在以央企为表率,让各地方国企改革进度跟上步伐。这也意味着这项改革将迎来收官之日。

       “尽管尚未完成公司制改革的企业不到一成,但任务仍非常艰巨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袁东明表示,尚未改革的企业基本都是国资委监管的一级企业集团,或被兼并重组后的二、三级企业,资产规模大、业务范围宽、地域分布广,清产核资、资产评估的工作量非常大。此外,尚未改革的国企存在较多土地、债权债务、人员安置等问题,在短时间内有效解决非常不容易。

       公司制改制已经进入“攻坚克难”阶段,只有跨过最后几道门槛,改革任务才算基本完成。李锦表示,当前挡在改革前的几道门槛,正是董事会制度形改神不改、国企分类不明确等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“公司制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要达到年度目标,更是要按照《公司法》的要求,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市场化运营体制。”李锦说。

       袁东明表示,公司制改革可以说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。要确保今年完成公司制改革,对于改制企业而言,必须高度重视,要作为一把手工程,明确时间表、关键节点,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。

       持续推进垄断领域开放

       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,要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,在电力、石油、天然气、铁路、民航、电信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。可以说,混合所有制改革依然是重要的改革举措之一。然而,在少数地区、民间资本对国企混改反应平平、热情不高。多位民营企业家表示,他们既怯于市场“水太冷”,又忧于政策“心没底”。

       对此,李锦表示,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国有企业不肯开门,民营企业不肯进门的现象,让混合所有制改革处于僵局状态。“尤其是几大垄断行业,更是雷声大雨点小。坚持混合所有制,应该是资本的混合,主调应是国企和民企的资本组合。关键并不是纠结控制权,而是要解决经营权的问题。”李锦说。

       垄断领域开放具体可以包括两个层面,一是国企混改下的资本开放,二是放开市场准入的行业开放。目前这两项开放都在推进,但确实也存在不少障碍。

       “一些垄断性国企规模大、效率低,尚不具备整体混改和上市的条件,还有些分拆混改或增量混改涉及行业利益的调整,降低或放开市场准入需要行业整体改革。”袁东明表示,进一步推进垄断领域开放首先要加快行业整体改革,要切实按照中央要求实行以政企分开、政资分开、特许经营、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,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、放开竞争性业务,为资本开放和行业开放奠定基础。此外,要处理好存量混改与增量混改、整体混改与分拆混改的关系,充分调动垄断国企自身推进或参与混改的积极性。

       剥离国企办社会职能

       近日,山东省国资委工作会上明确了剥离办社会职能的明确时间表。今年年底,山东省国有企业“三供一业”分离移交任务要完成过半;到201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;从2019年起,国企不再以任何方式为“三供一业”承担相关费用。

       “三供一业”分离移交成本高,按照相关方案,这笔资金将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分担。山东省财政厅巡视员文新三透露,在积极争取中央补助资金基础上,今年山东财政部门还将进一步发挥好相关资金的综合协同效应。

       但是,要彻底卸掉国企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等包袱并非易事。以老工业省份辽宁为例,据初步测算,仅解决地方国企厂办大集体问题,成本就达300亿元至500亿元,如果加上剥离“三供一业”、离退休职工社会化管理、处理空壳企业等任务,费用更是天文数字。

       此轮中央出台的“1+N”系列文件中,将卸掉国企历史包袱作为改革重点之一,旨在既帮国企减轻负担,使其“轻装上阵”公平参与市场竞争,又为产权改革扫清障碍。

       “国企办社会职能的负担问题,不利于国企走向市场化。政府要拿出一部分启动资金,再加上企业和职工的力量,共同解决问题。”李锦表示,东北华北的问题尤为突出,因为当地政府财力不足,使得问题难以解决。

       对此,袁东明建议,“三供一业”分离移交应该与斩断、自我发展、加强监管以及社区建设相结合。对于没有政策依据,且所依附的经济社会环境又发生重大变化的,应不再界定为历史遗留问题,以防止新的企业办社会职能不断继续产生。对“三供一业”等具有产业性质的办社会职能,可以行政式移交,也可以产业化运作,对生活服务类职能必须保留的,国资管理部门要监督其加强成本考核。对暂不具备分离条件的地区,如边远矿区、老工业地区等,中央和地方要创造条件,将分离国企办社会问题与地区内旧城改造、城镇化建设等事项结合起来,统筹安排、分步推进。

       本文摘自:《经济日报》

信息来源:经济日报
2017-04-20